律师挂证到企业任职有什么法律后果？

某A与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

  案由：劳动争议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判 决 书

  (2020)京0101民初19276号

  原告：某A。

  被告：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。

  原告某A与被告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君德财富公司)劳动争议一案，本院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某A，被告君德财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  某A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9月7日期间的工资24597.7元；2、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7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38851.17元；3、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3333.33元。事实和理由：2017年3月1日，原告收到被告的《入职通知》。2017年3月6日，原告在被告的安排下，与被告的关联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君德汇富公司），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3月6日起至2020年3月5日止的劳动合同。岗位为法务经理。2018年5月1日，根据被告和君德汇富的安排，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，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20年3月6日止，岗位不变。合同期满后，双方续签了期限自2020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6日止的劳动合同。在职期间原告的工作地点、工作岗位、工资标准不变。2020年9月4日，被告明知原告处于孕期，无故违法向原告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》，违法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。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以原告具有律师身份，认定原告与被告不能建立劳动关系，未支持原告的请求，明显有误，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结果，向本院提起诉讼。

  君德财富公司辩称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，同意仲裁裁决结果。原告在入职时提供了离职证明，但实际上原告仍在中银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任职，被告是专职律师，不能兼职，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原告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诉求，缺乏依据。

 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原告经智联招聘应聘到被告处，2017年3月1日被告发出入职通知，报到时间为2017年3月6日。原告提交了君德财富入职通知邮件作为佐证，内容包括“为您提供一个法务经理的岗位，请您于3月6日上午带相关材料报到，报到地址：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一座22层。联系人刘帅，人力资源部招聘主管。被告不认可真实性。2017年3月6日原告在被告的安排下，与君德汇富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3月6日起至2020年3月5日止的劳动合同。岗位为法务经理。被告系君德汇富公司股东。

  2018年5月1日，根据被告和君德汇富的安排，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，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20年3月6日止，岗位不变。合同期满后，双方续签了期限自2020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6日止的劳动合同。在职期间原告的工作地点、工作岗位、工资标准不变。原告月工资标准为20000元。被告主张原告在入职时并未告知被告其在北京中银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执业一事。并提交了《入职员工登记表》，工作经历栏显示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原告在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执业，2015年6月至2016年11月在国信融华资产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任法务经理。被告提交了2015年5月29日由中银律师事务所为原告出具的离职证明，2016年11月30日国信融华资产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提供的解除（或终止）劳动关系证明。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。原告也认可其于2015年10月将律师执业证转入至北京中银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。但仅是由于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在合肥开办分所，需要将律师执业证挂靠在合肥，原告并未在北京中银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实际工作，也未以律师的名义代理过案件。原告提交了与被告招聘主管刘帅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其中有“背调没问题，律师协会网站挂证截图”等内容，证明已经将律师执业证挂证的情况在入职前告知了被告，被告也做了背调，并未提出异议。被告不认可真实性。

  关于原告工作情况，原告每天需要坐班，工作时间为早9点上班，晚18点下班，上下班需要打卡。原告实际出勤至2020年9月4日，2020年9月7日办理的离职，交回笔记本电脑。被告发放原告工资至2020年7月31日。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。被告认可2020年8月1日起未发放原告工资。原告提供了招商银行交易明细，证明工资发放数额，被告认可真实性。原告提供了收入证明，内容为“兹证明某A系我单位正式职工，从2017年4月起入我单位工作，现在法务部门担任法务经理职务，在我单位月收入总计人民币20000（税前）元。”证明月工资标准。被告认可真实性，不认可证明目的。

  关于年休假。原告每年享有法定年休假5天。原告主张根据公司《考勤及休假管理制度》，入职满一年员工享受每年7天的年休假，合同期每满1年增加2天年休假。原告主张2019年法定年假和福利假共11天未休，2020年截止9月份所有年假共7天未休。被告不认可，提交了员工请假单，证明原告2019年已经休年假6天，原告认可2019年已经休年假5天。被告主张2020年原告已休年假5天，其中2020年6月5至6月9日休丧假3天，折抵年假，2020年6月19日事假1天，折抵年假。原告不认可，主张自己2020年仅休年假1天。其他时间是休的丧假和调休假。原告提供了2020年6月工资条，显示不扣款考勤年1，丧3天。

  关于劳动合同解除。2020年9月4日，被告向原告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内容为：“某A同志自2020年3月7日入职以来，作为公司的法务经理，既不出庭，也不出差，严重违反岗位职责，根据劳动合同第九条第7款B项和第七条第2款，公司有权解除合同；同时，该同志自入职起，一直在中银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，根据《劳动合同》第九条第6款C项、D项，第八条第1款之保证，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须给予经济补偿，因此我司自今日起，通知某A同志，解除劳动合同。特此通知”。

  2020年8月13日，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确诊原告怀孕，并向公司申请过产检假，被告认可原告怀孕的时间，也审批过产检假。

  2020年9月8日，某A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该委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京东劳人仲字[2020]第3231号裁决书，裁决：驳回某A的全部申请请求，某A不服裁决结果，向本院提起诉讼。

  本院认为，关于原告主张的诉讼权利均是基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，现被告以原告为专职律师不能兼职为由否认与原告建立了劳动关系，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作为专职律师能否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。

  关于劳动关系主体的确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（以下称用人单位）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，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适用本法。该条是关于劳动关系主体的法律依据，从该条规定看，仅是对于用人单位的主体范围进行了界定和列举，并未对劳动者的身份作出界定，也未作出范围上的限制。对劳动者主体资格的唯一限制仅是对劳动者年龄有要求，根据《劳动法》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人。也就是只要年满十六周岁的公民，均可以成为劳动者。从劳动者的主体范围来看，法律上并未对劳动者的范围作出限定，因此作为劳动者并没有身份上的差异和区别，本案中，原告虽然为执业律师，但是原告作为年满十六周岁的公民，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。

  在双方具有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情况下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。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：（一）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；（二）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、排除劳动者权利的；（三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。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，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。首先，关于劳动合同签订时是否存在欺诈无效的情形。本案中，原告在入职时已经明确告知被告其执业律师身份，并且填写了入职登记表，如实登记了工作经历，在与被告人事沟通时，也告知了自己律师身份和挂证的信息，被告对原告作了背景调查，并未提出异议，且发出了入职通知书，同意原告入职，并签订了劳动合同。因此原告入职时并不存在隐瞒执业律师身份的欺诈行为，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效。其次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而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十条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。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，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。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。对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七条也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。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，但兼职律师或者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对上述条文从文义上理解是指律师实际执行律师业务时，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，并没有禁止律师在律师事务所之外向其他用人单位提供劳动。也不能推出未实际执业的律师不能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。再结合《律师法》第十一条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。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，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。第十二条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、研究工作的人员，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，经所在单位同意，依照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，可以申请兼职律师执业。对上述条文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分析，均是从正向规定公务员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，这么规定的原因是出于身份角色的冲突和任职回避考虑，但是并不能从反向推出执业律师不能在企业任职。第十二条虽然是从反向规定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、研究工作的人员，经所在单位同意，可以申请兼职律师，但是并不能推出执业律师不能从事除律师以外的其他职业。本案中，原告虽然是执业律师，但是原告并未以律师名义实际执业，原告仅是将律师资格证挂靠在了律师事务所，律师执业资格和律师实际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如果限制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从事律师以外的其他职业，那么相当于限制了律师的择业自由。退一步讲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>若干解释问题（二）》第十四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，而《律师法》和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的上述规定，只是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管理性规定，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。如果原告因挂靠律师执业证行为违反了相关管理规范，也只是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，与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关联。

  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，基于劳动关系是一种实践性法律关系，也就是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建立劳动关系，劳动关系建立的标准是双方需要有实际的用工行为。那么实质上，原告与被告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。还要依据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5]12号）确立的劳动关系的三个特征作为判断标准。首先关于用工主体资格，如前所述，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。其次，原告每天按时上下班全职工作，接受被告的考勤、考核等各项管理，被告制定的规章制度也适用于原告，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，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。最后，原告作为被告法务部经理，为被告提供了劳动，履行了合规审查的工作职责，原告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因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。

  综上所述，在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，本案属于劳动争议，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该承担法律规定的用工责任。首先，关于2020年8月1日至9月7日期间工资，被告认可未发放原告工资，应予发放。其次，关于原告年休假，原告享有5天法定年休假，2019年原告已经休5天年假，在用人单位未对福利年假作出特别约定时，应视为原告所休年假为法定年休假，因此原告的2019年年假已休，原告主张未休年假工资，缺乏依据。2020年年休假，原告认可已休年假1天，剩余4天为丧假和调休，被告未提供反证证明原告申请休的是年休假，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20年剩余未休年假的工资，由于2020年9月原告未工作满一年，年休假天数应该折算，经过折算，被告仍应支付原告未休年假工资3678元。最后，关于劳动合同解除，被告主张原告拒不履行工作职责所以解除劳动合同，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，况且被告是在原告怀孕期间解除劳动合同，明显违反了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二条女职工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，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，属于违法解除，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。具体数额，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和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核算。由于原告自入职到离职岗位和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，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该连续计算。

  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法》第二条、第二十六条，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十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>若干解释问题（二）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  一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告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某A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期间工资24597.7元；

  二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告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某A二〇二〇年未休年假工资3678元；

  三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告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某A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000元；

  四、驳回原告某A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 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  案件受理费5元，由被告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。

  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，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 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